就在李隆基一日杀三子之后，就在方重勇无辜下狱“体验生活”之际，朝中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去年的时候（开元二十四年），吐蕃野心膨胀，居然西击勃律（克什米尔东部拉达克地区），妄图截断丝绸之路。
这里是扼守印度次大陆、中亚细亚和青藏高原西部和西北部地区之间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之一。
勃律地区本身是崇山峻岭，物产不值得大唐与吐蕃去争夺，但它却是丝绸之路上的一段关键道路。勃律若被吐蕃完全控制，则安西四镇便会暴露在吐蕃的兵锋之下！
挨揍了，勃律自然要遣使来大唐告急求援。
大唐不得不出面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放任吐蕃乱来的话，下一步就是跟吐蕃去争夺安西四镇了。丝绸之路彻底断绝，对于大唐来说，是一件不可容忍，不能接受的事情！
鉴于已经跟吐蕃保持了多年和平，双方相安无事。于是李隆基只是派出使者出使吐蕃，令其罢兵。
但吐蕃国内的政治环境已然改变，也改变了对外政策，由保守转为进攻，根本就不奉诏，悍然攻破勃律国。
李隆基恼怒至极，只是鉴于国内形势，暂且隐忍不发。
值得一提的是，吐蕃虽然国力强盛，但对外政策与对外探索的模式却非常愚蠢笨拙，经常干那种拿一百块钱的成本却只有十块钱收益的事情。
它对于破坏别国利益很在行，但对于最大程度获取自身利益，则不怎么上心。经常在无脑打人和无脑被打的状态中相互切换。
简单来说，就是吐蕃自身强劲的实力，并没有很有效的转化为壮大自身的渠道。其外交政策的运用水平远不如突厥。
而最近，河西节度使崔希逸的侍官孙诲入朝奏事，举报崔希逸与吐蕃边将乞力徐媾和，并斩白驹为盟，让唐国与吐蕃在河西接壤的地区撤去了守捉戍堡，形成了边境接壤地区非军事化的局面。
因此，孙诲向朝廷献策，可以趁此机会，从河西（凉州）出兵，攻打吐蕃，一雪前耻！
虽然这并不能直接夺回勃律，但却可以极大牵制吐蕃的军力，减轻安西四镇的军事压力。
这个事情刚刚被拿到朝堂上讨论，然后各路朝臣又吵成了一团。以右相张九龄与左相李林甫的意见为代表，朝臣们也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
张九龄认为现在朝廷支出已经到了很恐怖的地步，尤其是长安地区的官僚及吏员规模，堪称前无古人！
前两年的时候（也就是开元二十一年），当时朝廷就在李林甫的主持下，对这方面做过相关统计：
长安官员数量达到了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人，其他从属官员更是多达五万七千四百一十六人。而且因为门荫及科举选拔，还有许多有了官员资格，但还没有授官的人。
这些人加上皇族、官员子弟，以及各式各样的仆人、供养人等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脱离农业生产且需要供养的群体。
保守估计，起码二十万人以上！
现在四年过去了，官员数量只多不少！
这么多人，每年都会消耗掉大量的中央财政，消耗大量运往长安的粮草和物资，这些几乎已经让中央财政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个时候居然有人提议去打吐蕃，到底是怎么想的？
钱呢？谁来出？
谁坚持现在要出兵打吐蕃的，先站出来跟老夫对喷五百个回合再说！
而李林甫的意见则更直接：不打吐蕃，大唐通往西域的路就要断了。这条路断了，朝廷连胡商的商税关税都收不上来，损失何止万亿？
长安城内那些来往西域的商队啊，西市里面琳琅满目的西域货物啊，还有与之相关的，数额庞大且损耗极小的税收啊，全部都要消失不见！
没人可以承担这种损失。
反正现在长安的民生情况，朝廷养官养兵的情况就那么一回事，这么多年过去也没出什么乱子，而且一时半会也不可能有什么改变。
战争是不会等着你把一切都准备好再发生的！
与其想着“节流”，还不如在“开源”这一块想想办法。
吐蕃边将乞力徐迷信契约誓言，这不正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时候么？这时候不出兵，那要等什么时候？
至于诚实守信什么的，也是要分情况看待的。吐蕃那样的化外野人，在我大唐眼里与牲畜没有什么区别。
人跟人之间可以讲诚实守信，人跟牲畜之间有什么道义可讲呢？
总结一句话：只管冲就得了，打赢了什么都好说。
李林甫的建议得到了朝野上下的广泛支持，而支持张九龄的人，寥寥无几，只有几个科举出身的中书省官员而已。
其实想想也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无论打不打仗，按照张九龄的思路，肯定要大砍京官的编制，同时还要砍薪水砍福利，还有那些隐性的好处也要砍不少。
爹妈不让孩子吃饱饭，孩子尚且会有怨言，更何况那些在长安已然养尊处优的京官呢？
果然，李隆基听从了孙诲的建议，派了一个叫赵惠琮的宦官作为监军，和他一起回了凉州，敦促崔希逸对吐蕃用兵。
一定要出其不意，不得走漏风声！
至于什么一日杀三子之类的事情，早就被李隆基抛诸脑后了。战争机器即将开启，朝堂内外也是暗流涌动，信件频繁往来于河西与长安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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