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卢植与蔡邕二人，是在朝中的经学大师，其学术地位之高，远超同侪。然而，二人又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蔡邕侧重于清谈，弹琴赋诗、舞文弄墨、针砭时弊，乃至学术研究，是其所长；卢植之学则侧重于实用，讲究的是经世致用，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便仿佛宋代的横渠张载，又或者明朝的王阳明。
所以，卢植不仅可以参与修纂经学，更可以带兵打仗，乃是实实在在的文武双全。
因此，卢植这样的性格和学术观点，正是对了戏志才与郭嘉这样不太看得起手无缚鸡之力的骚包书生之人的胃口。
可当说起皇甫嵩上奏折弹劾中常侍赵忠之事时，众人却陷入了沉思。过了不久，戏志才道：“主公，依我看来，皇甫将军这是想要自救罢了。”
郭斌道：“哦？此话怎讲？”
原本皇甫嵩既已剿灭黄巾贼寇，大功已成，威震海内。适当地表现一下存在感，试一下天子对自己的看重和恩宠，也不是不能理解的。借着带领大军回京的时机将卢植捞出来，也是极为合适的时机。
然而，此时若是欺负个寻常的官员，飞扬跋扈一下，尚算不得什么大事，可是若得罪的赵忠是的话，那就真是要作死的节奏了。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赵忠是十常侍之一，是天子近臣啊！所谓阎王好斗，小鬼难缠。天子可能还顾忌你刚刚为大汉王朝立了大功，他能够在短时间内容忍你的桀骜不驯，可赵忠就不一定了。毕竟你所谓的立功，其效忠对象都是天子啊，管我一个宦官什么事？可你一旦惹了我，若我不报复回来，那岂不是太没有面子了？以后这小弟还怎么带？
汉朝的宦官与宋明的相去甚远，宋明的宦官许多都是知书达理，精通经史的，而赵忠就是穷苦人家出身，因为参与诛杀梁冀之功，封都乡侯。为人贪婪而残暴，又哪里读过许多书了？所以，在其身上看不见表面上一团和气，玩的却是袖里乾坤的高层斗争的常态，而经常表现出来的，则是乡间地痞邀斗时的贴身肉搏。这种人睚眦必报，又仗着有天子的信任而常常肆无忌惮。
非但如此，有情报称，中常侍张让曾向皇甫嵩索要五千万钱，他没有给。
这样可算是将十常侍往死里得罪了，只要在日后对景的时候张让和赵忠给他上点儿眼药，便是身为左车骑将军的皇甫嵩也难以招架得住啊！更何况，他这个左车骑将军颇受天子忌惮，功高难赏呢？
想到这里，郭斌悚然而惊，看向戏志才，满脸不可思议。
戏志才见郭斌如此神情，知道他也想到了事情的关键，方拿起一张纸条，交给了郭斌。
郭斌伸手接过来，只见上面写道：“十一月，羌人北宫伯玉、李文侯反叛，劫凉州督军从事边允与凉州从事韩约为人质，不予放还。后攻阿阳县不克，转向攻打金城郡，斩杀金城郡太守陈懿，边允、韩约从贼。”
看罢，郭斌怒道：“羌人平而复叛，着实该杀！”随即惊道：“志才的意思是？”
戏志才点点头，道：“不错，皇甫将军本是凉州豪族，其所得消息定然比我等要早。恐怕，这才是他脱身的计策。”
郭嘉缓缓地道：“先是得罪了十常侍，待其回朝，十常侍必不能容其在朝中，十有八九便是前往凉州剿匪。所谓多做多错，只要皇甫将军上了前线，十常侍想要怎么拿捏便怎么拿捏，届时，只要随便找个罪名便能治了皇甫将军的罪。而只要拖得到那个时候，皇甫车骑官位一削，天子的忌惮自然便不存在了。所谓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端得是好计策！”
郭斌点点头，皇甫嵩之所以得罪了张让不算，还要在如今情势微妙的时刻弹劾赵忠。这分明是怕张让一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撬动自己这个左车骑将军，而要让赵忠也在这件事上出一把力，看起来得罪天子近侍，是找死的行为，可他毕竟刚刚立下大功，得罪的又不过是两个宦官，便是再严重的后果，也不过是被贬官而已，性命和名声却是无碍。
在这个时代，名声便是一切，只要名声坏不了，在士人阶层中的地位便不会受到动摇，还可能因为得罪宦官而声名大振。只要在士人阶层中的地位无碍，则起复之日便不会远。郭斌不得不佩服皇甫嵩的手段之高明：这恐怕是在不损害名声的前提下自保的最佳策略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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