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中呆了只四五日，郭斌便听到消息，因董卓屡战屡败，官军士气大挫，着去其左中郎将之职，仍任河东太守。而皇甫嵩身为南路军主帅，大破二十万黄巾大军，功劳卓著，又与朱儁一起乘胜镇压汝南、陈国地区的黄巾军，平定了三郡之地。
至此南路黄巾军主力尽丧，天子下诏，令皇甫嵩率领所部赴广宗统领剿灭张角主力的重任，而朱儁则继续扩大战果，剿灭盘踞在南阳与宛城的黄巾贼余孽。
随即，郭斌接到了天子诏令：“着即率所部之广宗，听从左中郎将皇甫嵩之命，戮力剿灭该处盘踞之黄巾主力，不得有误。”
拿到这诏令，郭斌急忙去城外越骑营，将所部集结起来，往广宗策马驰去。
至于太学生校服的事情，郭斌已然与蔡邕达成一致，方案也获得了天子的认可。其形制，便与后世的中山装相若。
其样式为：上衣为立翻领，有风纪扣；衣身三开片，前门襟，5粒明扣；4个贴袋，各有袋盖及1粒明扣，上为平贴袋，下为老虎袋，左右对称；左上袋盖靠右线迹处留有约三厘米的插笔口。这样的形制，与现代的中山装别无二致。
非但如此，其造型设计也是颇具内涵。
前身四个口袋表示国之四维（礼、义、廉、耻），袋盖为倒笔架，寓意为以文治国。而衣领定为翻领封闭式，显示严谨治国的理念。
另外这服装的色彩偏向深色，至于其面料，则选用与阳翟服饰中最为流行的制式军装相同的毛呢。这服饰造型均衡对称，外形美观大方，穿着高雅稳重，活动方便，行动自如，保暖护身，既可作礼服，又可作便装。
郭斌众人前往吊唁卫仲道之时，所穿的便是黑色的中山装。当郭斌带着郭嘉、戏志才、关羽、张飞四人出现在卫仲道葬礼时，众人看他们所穿的怪异服饰，竟仿佛是与阳翟的制式军装一脉同源，却又别辟蹊径，便很是吃了一惊。原本此时的服饰以宽袍大袖为美，这种服饰乃是儒家“乗殷之辂，服周之冕”的治国思想下演变过来的，到了汉代则形成完备的冠服体系。
然而这种服饰虽然看起来富丽堂皇，富贵秀美，却是存在诸多不便的。正统的礼服，自然是雍容华贵，广袖宽袍，规规矩矩地按照规矩来，因为这是要去祭祀鬼神或者面对祖宗的，总要显得愈发庄中才好。而现实生活中，便是贵族亦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将袖子逐渐缩窄，衣服的下摆也减到不会影响走路的程度。
然而这依然是极为不方便的。
宽大的衣服下摆不适宜进行运动，人穿上则会行动不便，广袖则更是容易弄脏。在吃饭或者写字的时候，宽大的袖子总是会不小心染上汤汁或者墨水。而鉴于此时的染色剂多是提取自植物或者矿物，染色技术不完善，色牢度不高，若是清洗，便会导致衣服掉色，而掉色的衣服，则不会再受到贵族们的喜爱了。
因此，此时无论是以蜀锦还是临淄产的名贵绢帛所制的华丽服饰，都是一次性产品。不是说穿一次便扔掉，而是不可用水洗，若是沾染上油污，便不能再穿了。
而这种窄袖的服装，则免去了在袖子上沾染污渍之虞，对于长年累月读书写字的太学生来说，无疑是极为方便的。而且在左上方的口袋中还有插笔口，可以将阳翟县中新研制出来的铅笔装入竹制的笔囊中插在里面。这既极具便利性和观赏性，方便时时处处书写，更是彰显自己读书人身份的标志。
这种竹制的笔囊，乃是以粗细均匀的竹子制成，里面放上铅笔，上面则以一个木塞堵住，防止铅笔从里面掉出来。这样挂在左侧胸口，便既不会弄脏衣服，又不会轻易掉出来，亦极为美观。
非但如此，因为阳翟县制式军装走的便是高端路线，这种校服也是只有太学生才会供应，所以这种饥饿营销的方式便更容易赢得人们的认同。移风易俗从来都是自上而下的，公司里的白领会模仿网红或者明星的着装，各级领导干部则会模仿中央领导层的着装，而你绝不会见过有人会去模仿一个老农腌臜邋遢的服饰。当然，“上等人”所关注的巴黎时装周除外，设计师们的脑回路总是与我们这些普通人有区别的。
因此当校服下发到太学生们的手中时，许多当日曾前去卫府，看到郭斌吊唁卫仲道的学生都极为兴奋和认同。
很快，太学校服便以“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壮于观瞻”而风靡一时，许多地方家中穷困的读书人，也以拥有一套新式的“儒服”为荣。
然而，这件事情既然定了下来，于郭斌来说便不会过分关注，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使他在骑马奔往广宗的路上时常走神的，除了源源不断地从前线传来的战场信息的缘故，还有离京前华佗派人送来的一封书信。
华佗信中所写，乃是广宗城外的一个拳术流派，其所传拳法，称为梅花拳。
华佗说：“天下拳术派别之众百有余门矣，但溯其源泉则一也。盖学者侧重于身体之一部，而展其所长另创一家，而门派生焉。迄今犹能保持原有状态具存者，仅梅花拳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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