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米商的他深知进口大米的重要性——从同治年间起，每年需要进口上百万担粮食。现在配额减少，意味着这上百万担粮食的缺口，都要从国内补充。
“进口一减少，对国米的需求自然也就更大了！”
赵普升头也不回的继续说道。
“现在，对于咱们来说，就是要趁着丰收之季，联合各地的粮商，把谷子的价格压下去……”
“总经理，虽说自古就是丰年粮价低，可要是压的太低，到时候，粮食公司介入的话，怎么办？”
“不用担心！”
摇摇头，赵普升的声音依然显得很平静。
“虽说各省皆设有粮食公司，但那些粮食公司往往只是专注于售粮，而不是购粮，实际上，他们也就是赚个差价，不过与咱们不一样，他们是用进口的低价粮去平抑城中的粮价，就像上海一样，这两年涌进上海的人口岂下数十万，若不是粮食公司售平价粮平抑粮价，这上海的米价，至少要突破7块！”
尽管许多米商对粮食公司有着颇多的怨气，但是于赵普升看来，这粮食公司仍然有存在的必要，毕竟，高价粮总不是长久之计，而且粮食公司有时候也是米商的朋友——比如在农民借粮还粮的过程中，因为粮食公司不直接收购农民的粮食，这个时候，粮商则可以借机压低谷价，而农民为了偿还到期的债务，则不是不接受低价。
也正因如此，赵普升从不觉得省营的粮食公司是竞争对手，反倒因为他的主动合作，一直以来颇得粮食公司的欣赏，甚至因此多次得到民政官的嘉奖。当然商人言利，这一点从骨子里都是无法改变的，他之所以同粮食公司合作，同样也是为了利益——凭借着与政府良好的关系，使得民生米业垄断着多地的米市。
“济山，你知道从帝国建始到现在从上海至武汉长江沿线诸城增加多少人口？”
突然，赵普升把话锋一转，看着面前的王裕民的反问道。
“470万，全国城市新增人口超过1500万，这些人，一年要吃多少粮食？”
作为米商，赵普升关注的并非仅仅只有粮食的收成，他同样更关注市场，关注着市场的需求，而相比于传统的商人，接受过系统商业培训的他更注重数据。
“总经理，今年应该会突破1800万人，从帝国建元至今，国内各地均大兴土木，别的地方不说，仅仅南京京畿一带，就有二十余万从事建筑业的工人，再加上马鞍山钢铁公司的工地，南京周边的各业工人至少百万之众，至于从上海到南京沿江一带，这两年纱厂、布厂几乎每天都有新厂开业，于纱厂工作的女工何止百万，民政大臣不说在报纸上说嘛，十年内，国内城市人口就将突破一亿人！”
提及一亿人时，王裕民的呼吸都显得有些急促，一亿人是什么概念，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其中的40%-50%都将集中的从上海至武汉一带的“沿江都市圈”，粮商喜欢人，城市人口越多，粮食的用的便越多，市场自然也就越大。
“先不要说一亿人，就是这新增的1800万人，哼哼……”
面上挤出一些笑容，赵普升把话峰微微一转。
“两年前，朝廷借着“地税风潮”，重新量地，量出来多少隐地？差不多三万万亩隐地！三万万亩，那些隐地大都都成了所谓的“无主之地”，然后被朝廷没收了……”
赵普升提及的是两年前的“旧案”，受限于测量技术以及其它种种原因历朝历代民间“隐地”都实属正常，但基于现代测量技术进行的测量，却使得大量民间“隐地”被量出，而在朝廷限定的时间内，并不是所有人都如实将隐地上报进行登计，从而导致“隐地”变成“无主官地”，而朝廷随之借着“风潮”的紧急状态造成的高压之势，将“隐地”一率加以没收。当年可谓是怨声载道，可经历过“地税风潮”后的士绅、百姓却无人敢言不。
“去年，官府通过公地放领的方式，把这三亿多亩地尽数放出，放给无地、少地的百姓，数千万户贫民因此受益，家家户户给皇上立长生牌位，这事不是号称是新朝第一德政吗？”
当然这一德政是建立另外千百万户家业受损的基础上。
“今上仁爱，实是我等国民之福气……”
王裕民的话到不是肺腑之言，毕竟他们家当初就被查出了一百四十余亩隐地，按照相应的法律条文，隐地超过三亩者，一率视为无主官地加以没收。换句话来说，仅此一项他们王家便损失数千元。
“福气不福气的，我不知道，也不在乎，可我知道，这公地地租是折成现金的，也就是说，除了税，还有地租，皇粮国税，谁人敢欠？所以今年，这粮价至少能比去年压低五成以上！因为无论如何，他们都得卖粮交税！”
“总经理，你的意思是……”
王裕民看着总经理，从总经理那冷冰冰的话语中，他读出了对方的意思来。
“压价，把今年的谷价压下去！你要记住，无论咱们压到什么价，他们都得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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