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老爷，你可别这么说，你要知道祸从口出……”
妻子的提醒，让许世良的心思一沉，此时，他甚至有一种想要去京城告御状的冲动，也许，也许陛下根本就不知道……
就在他的心底冒出这个念头的时候，那边却有仆人走了过来。
“老爷，您的信，是，是那个特别法庭邮过来的！”
什么？
法庭邮过来的？
难道……许世良的心底不由的一紧，难道有人攀咬自己，就在这时，他听到妻子的哭泣声。
“老爷，你要是去了，这许家可怎么是个好啊……”
就在那哭声中，许世良撕开了信，信的内容却出乎他的意思，这是一封通知他被选为“陪审员”的信。
“陪审员？这是什么？”
对于许世良而言，陪审员无疑是一个极为新鲜事情，甚至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人们来说，陪审员都是陌生而又新鲜的——这是因为，于关外的司法学习英美不同，过去十年间关内的司法改良学习自日本，可以说，正是大量流亡中国的日裔人士帮助关内建立了现代的司法体系，但是现在，这个刚刚建成的司法体制，却正在遭受着考验，而考验它的正是刚刚设立的巡回法庭，而这些以东北系法官为主体的巡回法庭，所采用的英美法律体系截然不同于日式的大陆法系。
“……真正在案子里最终决定输赢的，却不是法官。在这些案子中，法官并不是断生死的“青天大老爷”，断案根本就不是我的事，我也压根儿就没那份权力。真正掌握被告的生杀大权的是最最普通的百姓，即陪审团。”
看着面前的腾田越，这位湖南法院的司法顾问，杨度的神情显得极为平静，现在，作为一名湖南人，他接过了最受瞩目的一个案件——对煽动民变者的审理。
“我明白，但是，杨君，你必须要知道，采用陪审团的话，极有可能导致一个结果——他们很有可能被无罪开释，毕竟那些陪审团成员都是湖南本地人。”
腾田越一语道出了他的担心之处，作为一名毕业于前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的高才生，他非常清楚陪审团的组成特点，这极有可能导致整个审判工作的流产。
“我相信，他们最终会做出明智的决定，法律就是法律！当陪审团成员面对证据，却选择无视他们的时候，那么，有一天，他们会为此付出代价，就像这次的“法必责重”一样！”
杨度的神情依然平静，实际上，在一个月前，他几乎是仓皇失措的逃出了乡间，若非是说着一口湖南话，几度差点被误以为是调查员而被打死。而现在，作为法官，他必须要抛弃这些情绪，以中立的立场去审理案件，面对腾田越的提醒，他全是一副不以为意的模样。
“我们必须要记住一点，是非公理自在人心！我想，这才是陪审团制度的最大特点，陪审团制度的设计，强调整个审理过程是完全由专业的律师按规定操作，由精通法律法规的法官控制“公平审理过程”。当该摆出来的所有合法证据，都已经摆在大家面前，双方律师该说的都已经说了之后，然后按照法律有关判定的指示去合议出一个一致的判断。这个制度的设计立论认为，如果一切是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的，一般常人的智力已经足以判断。如果证据是矛盾的，有疑问的，判案的法律指示已经明确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判被告“罪名不成立”。如果一切是有争议的，法律也规定审判将宣告失败。之所以坚持用陪审团制度，而不用其它任何制度替代，这是因为陪审团制度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陪审员是最不受任何人操纵控制的！”
这才是东北选择陪审团制度的初衷，而对于杨度而言，他所需要的就是通过接下来的审理，让他的同乡们明白，法律的尊严，明白法律的意义，当然同样也懂得公权威的权威性。
“为什么人们会产生“法不责众”的思想意识呢？这里的“众”又是指什么呢？在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谁违反法律，法律就惩治谁；有多少人违反法律，法律就惩治多少人。参与违法的人数多决不能成为逃避法律惩罚的借口！恰恰相反，由于参与违法的人数多，造成的社会危害后果必定更严重，形成的社会恶劣影响必定更广泛，所以参与的人数越多，法律就越应当从重惩治违法者！也就是说，参与违法的人数多，不仅不能成为逃避法律惩治的借口，反而应当成为法律从重惩治违法者的理由！”
在法庭上，听着律师在那里作结案阵词，几经筛选后，作为陪审团成员之一的许世良，整个人都陷入沉思之中，对于正在接受审判的陈世纪等人，他并不认识，但却也不算陌生，因为两人都同处一县，这陈世纪十五年前就取得了举人功名，若非是“壬辰之变”导致选官皆出地方，恐怕他早已考入进士，入朝为官了，而现在，他却是作为杀人嫌疑犯，被检察官以谋杀罪起诉，一但罪名成立的话，就会被处以死刑。
“但是在中国，法律的“神圣不可侵犯”还只是写在法律的文本上，这一点，所有人非常清楚，这并不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所以不管是违法者、执法者、旁观者以及评论者，如果遇到参与违法人数较多的情形，都很容易自然而然的冒出这么一种思想意识，那就是“法不责众”。于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一切从宽处理了。几乎没有人认为那是在亵渎法律的尊严，也没有人认为那是在背叛法治的精神，更没有人认为那是在重蹈满清****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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